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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王宇律师专访:那条至今未愈合的伤口(图)
    (大纪元 , 5/28/2018)



    被称作“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”的王宇,自己和家庭都历经中共的迫害和株连。(大纪元)


    【全球审江大联盟讯】王宇,1971年出生,中国人权律师。

    2008年,作为一名商业律师,被警方报复陷害并判冤狱两年半。

    2011年开始,全心投入维权工作。曾代理多起著名维权案件,例如范木根案、曹顺利案、伊力哈木‧土赫提案、尹旭安案,并为许多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。

    2013年,王宇支持唐吉田、江天勇等律师调查中共“610”办公室的所谓“洗脑班”、“法治教育中心”等黑监狱问题。

    2014年12月,王宇等律师前往建三江法院,代表法轮功学员递交表格,被法警赶走。

    2015年4月,王宇及另一位律师在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参加庭审,在履行辩护职责过程中被暴力拖出法庭。2015年6月,公开表态支持中国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群体灭绝罪。

    2015年7月,在河北省三河市法院为法轮功学员辩护,当庭抗议合议庭违法,被7、8名法警拖出法庭外,重扔在院外大街上。

    2015年7月9日凌晨,王宇被从她家里绑架。期间其丈夫包龙军也被抓,儿子包卓轩被软禁,被收缴护照后弄到内蒙姥姥家。10月,其儿子被警方从缅甸边境抓回。

    2016年,关押中的王宇获得欧洲司法界的“路德维希–特拉里奥”人权奖。

    2016年8月,王宇被释放。关押期间,美国律师协会为她颁发了国际人权奖。目前她仍然在中共的监控之下。


    (编者按:被称作“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”的王宇,自己和家庭历经中共的迫害和株连。一个掌握著国家机器的政权,居然到了要拿一个孩子来要挟一个女人的地步!谈到“709”,她说,“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,那是一条至今没有愈合的伤口。”)

    问:您最初是一名商业律师,后来怎么成为维权律师的?

    答:2008年,我因为投诉铁路公安,遭到铁路公检法的报复陷害,后来被冤判两年半。一个国家部门竟拥有一整套的司法系统,抓人、批捕、公诉、审判、定罪都由本系统人员完成,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!完全有违司法公平。

    当时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法律救济的途径,这让我深刻认识了司法的黑暗以及权力的傲慢,也让我逐步地走上维权道路。

    之前作为一个商业律师,我并没有关注过社会的不公。那时我明白:你不按法律来做,没有对抗公权力、没有用法律去跟公权力去较真,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利益、得到一时的安宁,但你也随时会受到非法社会的惩罚,所以我受到惩罚也很正常,我不怨天尤人。

    后来做律师重新执业,我就想,我要帮助像我一样蒙冤的人。我去代理维权案件,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争取一个对当事人更有利的结果。人都有个同情心吧,当时自己被判,也是特别希望有人帮助我,要是见到一个理解我的人,自己会觉得非常的感激。

    做法轮功信仰案件是个有难度事情,之前因做这种案件,被打压的律师已经很多了,包括高智晟被抓、唐吉田律师被吊照什么的。但我比较喜欢挑战一些没做过的案件,还有,他们这些人确实需要帮助,我理解他们。

    代理这样的案件,随时会出现很多风险,比如:去看守所会见,不但不让会见,律师还给抓了,关进派出所去限制自由;在庭审中,会把律师拖出法庭!“709 ”我被抓之前,警察还多次去我家骚扰我儿子、母亲。



    被称作“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”的王宇,自己和家庭都历经中共的迫害和株连。(大纪元)


    问:中共官媒曾用一段录像对您进行抹黑?当时的具体情形是什么样的?

    答:那是2014年,我接替陈健刚律师,与王全璋律师一起到沈阳,为一个法轮功信仰案件开庭,那案子存在比较严重的酷刑。开庭之后,有三个当事人、六个律师。刚开始法庭对当事人有一些询问,其中一个当事人是女性,她强烈要求把她受酷刑的情况,告诉在场的家属、法官、律师、公诉人等。我理解她,在秘密关押中遭受了非人的虐待与酷刑,一旦公开审理,当然要把自己受到的不公讲出来。

    作为法官,应该公平、公正,应该让当事人把她所经历的完整陈诉下来,你不能不让她说话。还指使很多男法警去把这个当事人按在那里,庭上有女法警,但是法官没有用,我觉得男法警对当事人的施暴很不人道,并且男法警非常暴力,我很气愤,请求法官制止,但法官置之不理,施暴一直持续。于是我愤怒地离开了我的辩护席,直接去跟法警要求,但法警不但不听,对我也很蛮横,而且还撵我。回到辩护席,我指责法警,说:“你们这样做就是流氓!”后来我听说这个录像一直在中共媒体的电视上滚动播出。他们拿这个东西抹黑我,我成了“泼妇”了。

    后来我被拖出法庭。法官、法警作为执法人员,不去纠正违法行为,当律师要求纠正他们的违法行为,反而被他们拖出去!这种法庭怎么能正确、合理审判案件?根本就是不可能的!

    虽然官媒抹黑我,我一直不在意。因为很多律师朋友、当事人还是非常支持我的,包括这次,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支持我。我觉得,很多人是知道真相的。我特别感动,这种支持的力量更大。

    还有,我做事情凭我的良心,虽然能力和水平有限,但我是用心做,为当事人着想,我不亏心,所以我也不担心被抹黑。

    问:对您来说,人生中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?

    答:我经历的最恐惧的事情,就是“709”我被关押时,他们说把我儿子包卓轩给抓了,说是我儿子偷渡什么的,当时我吓得脑子一片空白,一下就昏过去了,想起来就很恐怖。

    我儿子今年1月份出国之前,我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!我觉得孩子在这个国家,就会面临危险,我不知道什么时候、什么危险会降临在孩子身上!其实对于我们大人来说,关押也好,软禁也好,我觉得是能承受的,也没那么特别的恐怖。但不管孩子他多大,父母总希望能够把他放在自己的羽翼下去保护他啊。在这个国家,作为父母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!儿子出国以后,我心里才感觉踏实。

    问:您能谈谈“709”事件对您孩子的影响吗?

    答:我第一次和别人聊的时候,根本就聊不下去,就光哭了。孩子从没有很详细地跟我聊,我觉得聊这个,对我是二次伤害,心里感觉特别难受。我一直避免和孩子详细地去沟通。后来和孩子、孩子爷爷、奶奶、姑姑、小姨及我父母聊天,通过只言片语知道了一些当时的情况。

    2015年7月9号那天,孩子他爸爸去送他到机场,准备到澳大利亚留学,读高中,没想到父子两个就被抓了。几乎是同时,他们来我们家撬门,用那个电钻钻门锁,几秒钟门就开了,涌进来一大批人,把我按倒,戴上了手铐,套上了黑头套,然后把我拖下楼,塞进车里。也就是说,7月9号凌晨,我们全家都被抓了。

    儿子当时被秘密带到天津市的一个什么宾馆,好像是“如家”,或 “七天”之类的快捷酒店吧,把孩子关在一个房间里,有警察天天看着。当时孩子反抗性比较强,就要走,从房间冲出去。15岁的孩子长得又瘦又小,体重还不到100斤呢,那警察就把他拦住,咣往地上一摔,或是往床上一摔,给他往回摔,反复多次。孩子给弄得特别疲惫、特别累,他说他就躺在那里睡了。他被抓三天后,被他姑姑接回天津他奶奶家,之后被送回内蒙他姥姥家。

    我孩子一直都是在天津、北京上重点学校,这次本来想去澳大利亚留学,给扣住,一下子被弄到内蒙边远的一个小城镇上学,当然很不适应。

    听朋友说,从缅甸给他抓回来的时候,那么小的小孩,给他戴了手铐脚镣!那个手铐脚镣,没戴过的人可能不知道,其实那东西对人是一种酷刑。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,又那么瘦小,怎么会跑哪?那么多警察看押。他们怎么就忍心给孩子戴上手铐脚镣?我一直就是心里特别有阴影。

    听他姥姥说,在云南公安局,警察扇他耳光,打他好几个嘴巴子。这事我说一次哭一次。他们让孩子诬陷人,说要他具体怎么说,孩子不同意,他们就打孩子,拿那么粗、那么长的棒子打孩子,从后腰开始打,一直往上打,一直打到后背,说:“你不按照我们说的写,我们就一直打你的脑袋,把你脑袋砸碎了。”打得孩子就求饶了,说:“你别打我了,太疼了,我受不了了,你说什么,我给你签字不就行了吗?你随便写。”孩子都打成这样了!

    开始孩子还是有一些抗争的,那时他还联系了十几位律师给我们代理案件,但毕竟他是未成年人,很容易就被官方控制住了。

    我被取保之前,他在我妹妹家生活,我妹妹家对面住有警察,母亲家对面也住有警察,都是一天24小时轮班看守。我母亲、我妹妹买菜、锻炼身体、去理个发,都有警察跟着。

    我儿子每天放学回家,都把自己关在他睡觉的小屋里,门一锁,谁都不让进,把窗帘也拉严实。他把自己完全处于一种封闭状态。正值青春期的孩子,本来就想脱离他人的管束,然而不但没有独立、没有隐私,天天还处于摄像头之下,被几个国保跟踪!

    取保后,我们全家被送回乌兰浩特,国保给我们一家三口租了一间房子,对面是他们的办公室, 24个小时看守。我们在三楼,楼道里有三个摄像头、三个人脸识别,楼下楼门里边一个摄像头、楼门外边一个摄像头,围着我住的那栋楼,前后左右有几十个摄像头。我和包龙军不管干什么,就连扔垃圾,警察都跟着下楼,去任何地方,他们都跟着。

    每天,早上两三个警察接儿子上学,晚上两三个警察送他回家。教室里对着他安了三个摄像头,班级走廊里边也有摄像头,学校里还有一个专门的监控室,有屏幕专门监视我儿子,还有几个国保,在学校院里来回巡视。

    我儿子在这种环境下,生活了两年。

    那时儿子心态非常不好,我回家后,带他看医生,医生说他有一些抑郁。我就想,不能再让儿子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下去了,否则,孩子就彻底给毁了。

    问:您也是因为孩子才被迫上电视认罪的?

    答:2015年7月9号被抓之后,他们就一直让我上电视,我就一直扛着,扛到最后,也确实是扛不住了,因为我太牵挂孩子了 。

    2015年7月31号或是8月1号吧,那天,他们把我弄到车里,头上戴着黑头套,我也不知道外面啥样,就听到一个预审说:“哎,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子看着还挺不错啊。”我就知道到了中央电视台。我被带进一个房间,黑头套给我摘了,我就用头发挡住脸,我不想让人拍我。他们说要给我录像,当时我斥责了他们,我不要录像。后来有一个女的说:“王律师,你要是不想录像的话,我们也不强迫你,你就先回去吧,以后要是想录像的话,我们一直等着你。”我说:“你不用等我。我肯定不想录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录像,你们等的话,也会白等。”后来他们就给我送回去了。听预审说,这个女的好像是中央电视台很有名的主持人,是张泉灵。那次我扛住了,他们没能达到目的。

    到了10月份的一天,半夜警察把我喊醒,给我看了两张纸,一张是云南省公安厅给内蒙古公安厅的一个传真,说云南公安机关在边境抓着几个偷越边境的人,其中一个是原籍内蒙的我儿子包卓轩;第二张纸是我儿子的一张照片,那个照片是我儿子靠着墙,墙后边有刻度,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拘留所的那种照片,上边写着:犯罪嫌疑人包卓轩。一看这个,我就昏过去,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    他们找人抢救,我醒了以后,穿白大褂的人给我吃的降压药,说我血压太高了。预审说,我儿子被人拐走了,现在救回来了,但还是属于偷越国境,抓起来了。

    他说:“你想不想救你儿子?你要是想救你儿子,你就要表个态,谴责一下‘反华势力’。”我问:“你是啥意思?”他给我写了一个纸条,上面有几句话,让我按照这个说。

    当时审我时,警察用电脑打审讯笔录,电脑上安一个摄像头,每次审我都有录像。他们说:“给你录一个像,你表一下态,你就说你谴责‘反华势力’把你儿子带走了,然后给公安部的领导看一下,公安部的领导觉得王宇还挺有立场的,然后就把你儿子救回来了,把你儿子就放了。”我说:“你不是给我放在电视上吧?”他说:“肯定不是放电视。”然后就拍了那么一个视频,用审讯我的摄像头摄的,当时他还加了这么一句:“你看,用的是给你审讯的摄像头,我没用摄像机,肯定不是给你放到媒体上,要是给你放到媒体上,就会用正规的摄像机了。”

    后来他们不断给我做工作,说你想让孩子出国留学,那你得先要出去等等。他们和我谈条件:你想让你儿子出国,就要先出去,你要是不上电视,就不可能让你出去。

    当时我思考了很长时间,自己判几年无所谓,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出去,陪伴孩子,想办法让孩子出国。为了孩子、为了老公,最后我同意了上电视的要求,按照他们的要求,背诵写好的稿子。那是2016年8月3日还是4日,已经是上中央电视台后一年的事了。

    我妥协后,他们才把我放出来。

    我丈夫对我上电视特别不满意、特别生气,我儿子开始也觉得这是个不光彩的事情。有一段时间,他们父子两个经常挖苦、嘲笑我,那时我压力特别大。我问孩子:“儿子你觉得我不上电视,妈妈爸爸都被判几年好呢,还是觉得妈妈上电视很丢人,但能出来陪你好呢?”儿子说:“我要妈妈和我在一起!妈妈不丢人!”

    问:他们审您的时候谈过王全璋律师吗?

    答:2016年的年底,我回乌兰浩特之后,审我的预审找过我们夫妻,要我们劝一劝王全璋,让他配合,比如说让他配合上电视之类的。说要给我录像,让我说几句话,用这种方式劝王全璋,我们都没有同意,拒绝了。王全璋律师之前和我是一个律所的,我们还合作过几个案件,他是非常正直、非常有正义感的律师,可能我们有点惺惺相惜吧,我和丈夫都非常关注他。不知道他受没受到比较重的酷刑,我当时是受到很多虐待的,听“709”其他出来的当事人说被虐待、被酷刑什么的,所以我们特别担心他。

    问:有了“709” 这个经历,您对中国律师这个行业怎么看?

    答:过去,作为中国律师职业的一分子,我不能帮助这个政府欺骗世人,既然你颁布了这个法律,你又让我去当律师,那我就去追求法治!我知道因此可能会受打压,但我不能昧良心,不能像做公检法工作的一些人或者某些律师,顶着法律工作者的华丽外衣,同政府一起去欺骗公民。我不能这样做,否则,我不但欺骗当事人、欺骗社会,最主要的,我认为那是在欺骗自己的良心,我会觉得对不起我的良心!

    现在我觉得,中国根本就没有法律!它有一个所谓的法律文本,在那里摆着,说是让大家遵守,其实它是拿这个法律去限制普通公民,而那些权贵,他们不会受到这些法律的限制。

    我们国家现在有三十多万的律师,律师的数字每年还在增长,但大多数律师在这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花瓶,摆在这里,让其它国家和国内不明真相的普通公民感觉:中国还是讲究法治的,有那么多的成文法、那么多的律师。

    其实这些形式,包括公检法系统,都是它用来塑造法治国家的假象,事实上中国根本没有法治、没有法。特别是通过“709”事件,进一步验证:就是中国没有法治!没有法!没有法律!

    基本上来说我很绝望,这次被抓之后,我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文化大革命,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砸烂什么公检法吗?有“709” 这个经历,我真的觉得当律师的话能起多大作用?

    法治的精髓是限制政府的权力,而中共当局把法治作为加强统治的手段,这样,律师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强化统治的工具。这样的定位,使得律师这一职业显得很尴尬。

    这个社会制度不变更,所谓的法治就是假象, 我不相信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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