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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专访胡佳:煽颠罪是对公民“最高奖赏”(上)(图)
    (大纪元, 3/29/2018)



    今年年初,胡佳做胆囊切除手术期间,北京国保仍然到医院监视他,术后回家,楼下警察又恢复了对他24小时的监控。2月中旬术后仍然虚弱的胡佳接受了采访。(胡佳提供)


    【全球审江大联盟讯】编者按:胡佳,中国社会活动家,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,多次因维权活动被中共警方拘留,曾被判刑三年半,期间遭受酷刑。13年来,一年365天,驻在他家楼下的国保从未停止对他的监控。

    今年年初,胡佳做胆囊切除手术期间,北京国保仍然到医院监视他,术后回家,楼下警察又恢复了对他24小时的监控。

    2月中旬,术后仍然虚弱的胡佳接受了采访。不久之后他即被警察带离北京,到南方“被旅游”,异地软禁。胡佳说,因为中共开“二会”、修改宪法,他被禁止接触境外媒体。

    本次访谈,44岁的胡佳较为详细地谈了很多问题,包括他的父母、妻子、女儿,他的信仰,他对痛苦、幸福、恐惧、屈辱、绝望、生死、荣誉的理解,谈了他喜欢的故事、电影及马拉松。

    右派没有“平反”这个词

    我1973年出生,我爸出身富农,妈妈出身资本家。1957年,我父母都成了“右派”,当时我爸是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学生,我妈是南开大学化工系学生。

    小时候父母两地分居,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生活,到戈壁滩、酒泉,嘉峪关等这些地方,后来,还跟他去工程兵部队当兵。我那时一年能见一次妈妈,她在河北衡水的一个地方小化工厂工作。

    从1957年到1979年,经过22年的颠簸流离,我父母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工作,总算聚在一起。

    我问过父母,“右派”是不是平反了?他们一起纠正我,右派没有“平反”这个词,就是“摘帽”,他们是“摘帽”右派,中共承认“反右夸大化”,不承认“反右”是错的,“反右”并没有被彻底否定。

    我认为,中共应该向他们道歉,甚至跪下来,向他们谢罪!这个社会多少难得敢说真话的精英给打下去了!把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给打压下去了,这个邪恶不逊于日本人!

    “煽颠罪是这个国家对公民最高的奖赏”

    我父母被打成 “右派”之后的50年,2008年3月18日,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我。在有关我的189篇采访文章中,它选了八篇作为我的“罪证”。其中一篇文章里,我称毛泽东是暴君,还引用了陆游的诗。

    他们问我,“王师北定”是什么意思?你到底想表达什么?我回答说,我就是想让我父母在有生之年,看到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健康的国家体制,我觉得这是我对父母最大的尽孝,也是我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使命。

    只要我生命延续一天,这使命就在我身上。不仅仅是因为我父母曾经遭遇的,也是这个民族很多人都遭遇的,这个事实的存在,是中共把全世界所有黑漆拿来都抹不去的!我来到这个国家,来了就是要还原所有被蒙蔽的历史真相,把奴役的体制,变成一个公平、自由、平等、免于恐惧的体制。

    2007年我被抓后关在七处,看到一本叫《禅机》的书,胡平教授写的,里面有关于右派定性的文件,十几条右派“标准”,每一条我都符合!我想我还成了“右派”了!父母是“右派”,我成了右二代。

    实际上我是幸运者,有这些经历很好,因为上天让我保持清醒,让我看到了很多事实,中共用什么话语欺骗洗脑,都没有用了。

    在我看来,颠覆国家政权及煽动国家政权这两项罪名,是对公民最高的“奖赏”,是历史给你的嘉奖。在一个专制社会,你被控叛国罪,说明你选择对了,说明你是清醒的,说明你敢站出来,说明你不惜付出牺牲的代价,为社会进步做出了推动。

    “共产党给我们民族都灌了迷魂药了”

    安全和自由就是空气中的氧气,缺少氧气必然感到窒息。但安全和自由在中国是最为奇缺的。

    我们和朝鲜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,表面上中国似乎没那么极端,没有犬决炮决,实际上中国大陆才是世界最大的监狱。高墙电网,武警站岗,这样的监狱是显性的。普通中国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被关在一个隐形的大监狱里。

    从你出生在这个国家的那一刻,你就是牢里的人了,你就吃上牢饭了。牢饭很宽泛,包括精神上的牢饭,它给你的东西,是填鸭式灌输。它给你灌输狼奶,灌输仇恨教育,从小就让你觉得我们是正义的,世界其它国家都和我们做对,都想封死我们。你被洗脑,它灌输的东西慢慢渗透你的血液、基因,甚至影响下一代。

    我出狱时女儿三岁半,我去给她找幼儿园,那是2011年,中共建党90周年,所有的幼儿园都要飘党旗,要教育童心向党,对两三岁的孩子起步就要进行这个教育。

    只要上中国的公立小学,你就必然加入它的政治组织:少年先锋队,你必须带红领巾。教育你必须向强权低头,必须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。必须做到不能说真话,要很会来事,要说假话,逢迎话,你必须拍马屁到炉火纯青才能混好,这成了社会生存基本法。

    不能不说,共产党的洗脑灌输真是非常成功,它给我们民族都灌了迷魂药了。很多人宁愿做奴隶,觉得明哲保身是高明的,过好小日子就好,保护自己的家庭,不管他人瓦上霜。

    在这种社会化监狱里,很多人的现实选择都是因为恐惧。因为如果你不屈从它,你就会在监狱里。

    当一个人内心充满善,心胸开阔时,他是幸福的,而且是强大的
    我小时候是“黑五类”,小伙伴不多,就自己找找伙伴:飞翔的小鸟,鸣叫的昆虫,水里游的小鱼,蹦跳的青蛙。没有人的伙伴,并不会影响我与万物自然的情感互动,反而我更富足,它们都是我的朋友。

    我在1997年皈依,但我信仰的起始,应该源于1989年,甚至更早。

    我小时候很爱吃肉,妈妈有次炒了一碗酱红色的田鸡腿,就是青蛙腿,我看着好难过,一口都没动。当时十几岁吧,从那时就不想吃肉了。青蛙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啊。到超市,那些卖肉卖海鲜的地方,我都绕着走,那个颜色、味道,都使我想到动物被屠宰前的恐惧和痛苦。

    我不杀生、吃素,也和1989年有关。我体会过子弹飞过头顶的恐惧,知道生命是第一位的,不可侵犯的,不可被剥夺的。

    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慧根很好的,也不那么有悟性,但我觉得保持戒律,至少不会变得太坏。

    当一个人内心充满善,心胸开阔时,他是幸福的,而且是强大的。我看到一些开车特别霸道的,我会告诉自己,不和他争,不值。你不再计较,你的宽容大度反而有利于别人反省,或者改正。我一直追求这样的境界,我还没有达到,但我知道什么是对的。一个有幸福感的人,必然是善良的。当然善良中少了正直和勇气,也不叫善良,那是残缺的。

    为中国的信仰感到难受

    上至中国佛协会,下至地方市县一级的佛协会的会长,实际上都是共产党控制的,很多都是披着袈裟的党委书记,他们专权,很富有、很好色。

    他们剃度了,披上袈裟了,看了几本经书,就可以讲法了,就成了佛教师父了,然后就可以收供养了,明码标价了!很多佛寺都这样,初一烧高香,头一柱香可以卖到四五十万!还有就是做佛事大范围敛财。僧人开着保时捷等豪车,所谓“大和尚”大在那里?大在荷包上。

    中国虽然也有些衣服打着补丁修苦行的僧人,那是凤毛鳞角了。好多宗教场所,像碧云寺、卧佛寺等,已经成为经营性企业了!都在旅游局手里边。而且办个宗教场所的许可证,要100多万。

    佛教寺庙要收门票,少林寺都股份化了!有科级和尚、处级的和尚、局级的和尚、副部级和尚,什么你是政协委员啦,我是什么啦!我做为佛教徒,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,真的为我的信仰感觉难受。

    做为六四的幸存者 我应该做些什么

    1989年6月4日上午,那时我家住在朝阳区十里堡,在此之前,我参加过4·27游行,去广场支持过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。后来和我家附近的112、155总站的司机售票员们,推著那些电车拦阻军车。6月3日夜到6月4日凌晨,路口烧了一个坦克,我们设的路障,就是那些电车,被撞得七扭八歪。

    军车好像是沈阳军区过来的,很长的车队,被挡在十里堡铁路桥的东侧。我和一些市民,群情激奋地谴责那些军官士兵,不让他们进入北京城杀人。我记得一个军官的样子,感觉他是团长。他把军服脱了,露出白衬衫,手插在头发里边,很纠结很苦恼的样子。据说他收到的通知是到北京拉练。

    警卫员发现事态有可能失控,跳下卡车,立刻按上枪栓。我们一看,转身撒腿就跑。我听到震耳欲聋的枪声,非常大的,哒哒哒,我们拚命跑,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!我感觉气流从头顶上飞过,感觉都能把我的脑袋消去一块!

    那时我15岁,那真是刻苦铭心,想起来都胆寒,如果那天我死了,我妈妈就是天安门母亲,按照她老右派性格,肯定每年六四她都要纪念的。

    我的恐惧,从1989年6月4日那天那一刻,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停止。也许这一次恐惧,就让有些人下辈子变成顺民了。还好,虽然我也害怕,但并没有让我变成一个精神萎靡、匍匐在地的一个人。做为六四的幸存者,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。

    (待续)

    (江海天整理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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